斛三斗,重量合起来的话,容量比木牛大些。
相比于木牛而言,流马使用环境更加的特殊,使用场景在河流等地。
大汉二次北伐基本是傍水行军,途径西汉水(嘉陵江),渭水,斜谷水等等。但由于水浅难行舟船,诸葛亮特将舟船改小,好似后世小艇模样。
这让不知器械的刘禅实感羞愧,自己虽是后世之人,但由于是文科生,天生对这些器械这等物并无了解,更不用说古代用木质形成的精巧器械。
入了社会,除了兴趣之物外,学校所学之事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改进的农具还是当初参加培训,了解古代农业发展才知道。
刘禅殷勤地为诸葛亮端过一盏茶,称赞说道:“相父妙思,朕不胜钦佩。”
诸葛亮受宠若惊,接过茶盏,捧在手里,自谦说道:“臣不敢当,此物非亮一人独自所为,蒲伯初(蒲元字)在其中出力,亦是颇多。”
刘禅挥了挥手,示意侍从将木牛推走,与诸葛亮边走边聊,说道:“伯初技艺巧夺天工,所铸兵刃锐利,甲胄坚固。虽无上阵厮杀,但其功不下于诸将。朕以为可将其封侯,以示我大汉爱才之心。”
诸葛亮与刘禅对案而坐,其挺直腰板说道:“启禀陛下,臣以为可行。士农工商皆乃大汉基石,不宜偏私,赏蒲元可励大汉工匠进取之心。”
作为齐法家代表人的诸葛亮,‘四民思想’必然与数百年前的管子一样,而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法家必然不同。
管子(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而商鞅却认为‘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总而言之,齐法家认为士农工商不分高低,都是一个国家的柱石,应当根据四种百姓的特性而去治理。而秦法家却认为四民之中,除农民外,士、工、商三民都是游食者,应当减少游食者,而使农者变多。
如果从马后炮来说,商鞅变法使秦国强盛,一统天下,致使秦法家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成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主流思想,思想愈发的禁锢。如果是齐法家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或许一切都将不同。
为什么秦法胜,而齐法衰,其实很简单。那将是秦法对于执政者来说容易处理,而齐法家对执政者施政难度太高了。
管仲可以利用经济战整得各国苦不堪言,再通过战争使齐国称霸;而诸葛亮可以用经济手段,以西北一隅之地,数次举兵北伐,压着曹魏打。
再看看后面的继任者的表现就知道,管仲死,齐国衰;诸葛死,蜀汉弱。
刘禅沉吟半响,说道:“既然如此,可封其为亭侯,亦或者为关内侯。”
诸葛亮跪坐蒲团上,建议说道:“臣以为可累功进封关内侯,大汉国中得封亭侯者,皆是有大功之人,如邓伯苗、马幼常、潘承明。伯初之功虽大,但实难以比之。”
确实如此,在大汉想获得亭侯这个爵位难之又难。江州都督邓芝还只是亭侯,征战多年的向煜、李骞二人也还只是亭侯。
“可。便依相父之言!”刘禅说道。
《兴汉公问对》
中祖曰:“何以安国?”
亮曰:“国有四民,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
中祖曰:“何以处士、工、商、农?”
亮曰:“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
中祖曰:“何也?”
亮曰:“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故民安,则国安。”
中祖曰:“如此之为,四民将不变矣!”
亮曰:“非也!野处之民不为恶,其秀民能为士,勇者可为将。有司见此民而不以辟之,其有罪,当以律法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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