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上略有欠缺。其欠缺不是治国方面出现问题,毕竟有诸葛亮在。其问题在于规章、律法上,缺少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
诸葛亮能力过人,在他治国期间,为了不荒废人才,赏罚分明,他总是细究郡县官吏的治政情况。如对蒋琬的发掘,何祗的考察,王平的提拔,无不说明了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人尽其才的用人风格,前提是不能涉及或触动到诸葛亮的权威以及国家利益上。
在这种风格下,诸葛亮对于地方官吏的考课没有一个详细的规章制度,框架上沿用了两汉的考课法,细节上自我衡量。
当然诸葛亮为何没有制定细致的考课制度,与蜀汉本身也有关系,早期地方上郡太守领兵,后都尉分权。或者诸葛亮为了北伐,大部分时间都在军中度过也有关系。
在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虽是接任诸葛亮的执政长官的地位,他是始终不是诸葛亮,且他的身体也渐渐老态,不复年轻的精力充沛。对地方官吏的考课自然不足,没有细则束缚的蜀汉地方长官,会做出什么事就不得而知。
而且没用统一的评分标准,如何能评级出这个官吏是否优秀呢?靠刘禅的喜好,还是上级的认可,这都不是长久之法。如今大汉疆域有大半个华夏,若没有成体系的规章考课法,还是沿用两汉的旧考课法,如何能以称善乎?
毕竟两汉的考课法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问题,曹魏早已对两汉的考课法进行修改,其命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
是故在面对刘禅提出的如何治吏的问题,杜恕因此为答。
而刘禅听到杜恕的回答,也并无意外。作为大汉君主多年,且自己治政才能也不差,自然能知道考课法的重要性。但是知道归知道,如何制定一个完善的考课法,且适应目前局势便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两汉时期的考课法,最著名不过地方对中央的上计,然而其中的问题弊端就不小。
首先,如朝廷上的丞相、三公等人,他们作为考课法的关键人物,他们自身就极其的重要,一旦官场贪污受贿,其风气自然会侵蚀到考课制度。
西汉汉元帝时期,因吏治腐败,考课法形同虚设。京房奏上《考功课吏法》,具体规定了官吏的职责以及考课标准。
结果可笑的事发生了,此疏拿到朝廷上讨论,遭到满堂公卿以及地方刺史太守的竭力反对。上者不察,下者又怎会尽心做事。
其次,考课不实、官吏舞弊、弄虚作假之事屡见不鲜。
刘秀中兴大汉,在核查地方时,也有官吏敢弄虚作假,可见考课之难。当然自刘禅继位以来,弄虚作假者也是不少。
刘禅沉吟少许,说道:“实如杜卿之言,我大汉自中兴以来,考课之法虽无缺,但无规章明细。且其四问考课内容,于乱世而言,尚不足以表地方长官之功,还需深思,分出上、中、下,令吏点评,方才可行。”
汉代的考课法重点针对于地方长官上,其所考课的内容与上计内容大差不差。
总结起来,基本是“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某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
基本就是以下四项,首先是户口,人口关乎国力强盛;其次是垦田,田亩代表粮食产量如何;再次是钱谷支出,与国家财政赋税紧密相关;最后才是盗贼多少,表明地方的治安情况。
然而这些内容,并不因地制宜,边疆与内地郡县怎么会相同,而且对边境郡县而言,防御胡人当先。且这其中的内容,没有不同档次的细化,可操作的空间太多。
另外一点,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政治品德及行为表现,是不放在上计考核标准里面,而是放在六条问事当中。对于政绩与品德而言,才能低下比品德肮脏更不能被大汉所接受。
董允颇是认同,拱手说道:“地方上计之法,应当修之。地方之上,盐铁之税,车马之税,牛羊之数,教化之功,岂能不入考课之中。臣窃以为,考课之法应是重修,因时而变,立新法,制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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