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参会者来说，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甚至可以说将见证，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争功争赏，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

　　而当下斐潜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就很自然的被众人认为是类似于光武帝这样的举措，是为了提前安排和告诫群臣，要约束自身，要兢兢业业。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一方面说明了斐潜并非想要完全摒弃经文，驱逐儒家，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斐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者，能够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

　　毕竟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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