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97年上升了八倍,说明稻螟虫害的隐患相当大,简直可怕。”杜为民将政府提供的资料一分析,就看出其中的严重问题。
对此,稻田主董启军深有体会:“稻螟虫害大爆发时,水稻受害情况空前严重,部分田块触目惊心。严重危害的相当一部分田块看上去像秋天的芦苇滩,健穗反而难以见到。”
“就在前年,我们省第四代二化螟大发生,水稻绝收面积上千公顷。因为其中二化螟幼虫太多,不仅收不上稻谷,而且稻草也不能作饲草用,受灾农民因此破产的不在少数。”
稻螟的大爆发不是偶然的。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响稻螟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主要稻区水稻耕作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具体表现为双季稻面积缩小,单季稻面积扩大,纯双季稻区出现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栖息场所的“桥梁田”增多,导致三化螟数量急剧回升以至爆发。
水稻品种也显著影响稻螟的发生数量。我国大力推的广杂交水稻,最适于稻螟的钻蛀取食和生长发育。
即使常规稻,目前主栽品种也是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负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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