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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