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的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饿死。
困境中苏轼作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的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值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5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着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笑话。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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