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住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5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燥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地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是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都是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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