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意识形态的一份子，具有传达某种价值的作用。
不同时代的电影，必然传递不同的价值，这不是由创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观众决定的。
半岛战争题材的电影，首先要立足于观众对半岛战争的共同记忆，这是每一个创作者都不能违逆的。
五十年代初，八一厂为了拍摄半岛战争的纪录片，牺牲了二十多位摄影师，这些片子在华国播放之后，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激发了人们支援战争的决心。
五六十年代，我们拍摄的半岛战争电影，则着重表现战士们的机智勇敢，指挥员的机敏决断。那场仗我们打赢了，观众与创作者有着扬眉吐气的共同记忆，这样拍当时的观众自然喜欢。
越往后，半岛战争就越远离电影创作者的视线，因为电影同样要契合国家的发展形势。
如今间隔三四十年再拍半岛战争，确定题材可行之后我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创与观众还具备共同记忆吗？”
陈一鸣停下了自己的长篇大论，看着侯永，等着他的回答。
侯永一直在尽力跟随着陈一鸣的讲述展开思考，讲述越深入，他的眉头皱得越紧。
面对陈一鸣突然的提问，他眉峰紧锁，好一会儿才回答，“你是说，主旋律电影距离观众太远了？”
陈一鸣不由得一笑，“侯老师，你想的太远了些，咱们这部《1951》可不指望回答这么深刻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现在的华国是个极大多元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关于半岛战争，社会的共同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低到了最低限度，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些天我随口抓人闲聊，就听过不止一个人说，出兵其实根本没必要，坚果还真敢打过鸭绿江不成？
你看，时过境迁，比麦克阿瑟更懂麦克阿瑟的人，大有人在呢。”
这回侯永听明白了，他追问道，“所以，陈导希望《1951》迎合哪一种价值呢？”
终于把话题引到了自己的方向，陈一鸣很开心地回答到，“哪一种我都不想迎合。
既然社会共同记忆已经低无可低，那么我们不妨将电影的价值观传递也压制到最低限度。
以冰冷的镜头、客观的事实，唤醒半岛战争的沉睡记忆。
这就是《1951》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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