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诚恳地颂扬了我们的国王。他对我说:“在以往任何时候,法国皇室从未显现出一个像现在这样在素质和美德上都这样完美的整体。使得在教士之间重建了平和的秩序,主教们也宣布服从政府②。”
②教士们以前曾起来反对马蒂尼亚克把神学院,甚至一些很小的神学院都归巴黎大学统管的命令。
“这种服从,”我回答说,“部分地多亏了阁下的英明和温和的态度。”
“我建议做我认为合理的事。”教皇解释说,“教权没有受到敕令的影响,主教们不写那第一封信也许会更好一些。但既然说了‘nonpossumus①’,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在他们同意的时候,他们尽可能地把言、行之间的矛盾缩小,应该原谅他们。这些虔诚而恭顺的人,与国王和君主制紧密相依;他们和大家一样,也有他们的弱点嘛。”
①“我们不能”。这是圣皮埃尔和圣让对想要禁止他们宣传福音书的王子们的回答(见《使徒法》第四卷第二十章)。
伯爵先生,这些他都是用法语说的,说得很清楚,也说得很好。
在感谢教皇对我的信任之后,接着我同他慎重地谈起了国务秘书红衣主教②。
②指托马斯·贝内蒂红衣主教(ThomasBernetti一七九九—一八五二)。
“我之所以选中了他,”他对我说道,“是因为他曾到处旅游过,熟悉欧洲的事物。我觉得他具备这个职务所要求的能力,与您写的两个法令相比,他只写那些我所要的和我所建议他写的东西。”
“我胆敢和教皇陛下交流一下,”我又说,“说说我对法国宗教形势的看法吗?”
“非常乐意。”教皇回答说。
在这里,我略去了他对我的几句恭维话。
“教皇陛下,”我说,“我想,麻烦来自于教士们的误解:不是支持新的法规,或者至少是对这些法规保持沉默,教士们无意中说些责备的话且不说他们在至教训谕或演讲时所讲的话。一味斥责神圣使者的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抓住那些话,把它当武器使;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天主教与建立公众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宪章和教士之间有着你死我活的争斗。通过不同的行动,我们的教士可以得到他们想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一切。在法国,有着很坚实的宗教基础,有着忘记我们以前在祭台桌下的不幸的明显倾向,但也有着对圣路易之子带来的制度的真正的眷恋。人们不善于估计教士将会强大的何等程度,如果它同时表现出是国王和宪章的朋友的话。我不断地在我的著作和讲演里宣传这一政策,但当时的狂热情绪不愿听我的话,而且把我当作敌人。”
教皇十分注意地听我讲话。
“我理解您的思想,”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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