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无法单独控制整个地方。很简单的例子，县令、乡正为亲民官，但是他们无法像以前一手把持地方上的行政、司法等大权，百姓们如果觉得政令不妥，已经会开始牛试向都察院、按察司等司法体系官员申诉。这些司法官员虽然与行政官员同属大明官吏，但是不同属一个体系，从属关系几乎没有，他们本身又要出“政绩”自然会帮着百姓严究行政官员的施政不当不放。而这些权力看上去很大的司法官平时又与百姓无联系，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能介入。

　　因此在乌庄，乡老猎仲在风俗中的主导作用被录夺，取而代之的是退伍军人和教师。退伍军人被赋予相应的荣誉，伤残和立功军人又有赋税减免和补贴的优待，加上他们在军中又接受过一定教育，见过一定世面。回到乡中又是“民兵”预备役的主力，所以他们的话语权逐渐增重。李道君在文中举例道，乌庄有四位回乡务农的退伍军人。他们内部以退伍时军衔和所授勋章高低自动排序。推军衔和勋章最高者为主事人。互相非常团结。乌庄二三十岁的年青人又多以他们为楷模，惟他们马是瞻。

　　而乌庄属于大明经济和教育达的的区，人口众多，所以除了乡里有一所“中心童学”村里也有一所童学。童学里的教师不再是以前的“秀才童生”等人执掌，而是由苏州师范专学毕业，考取教师资格的教师担当。

　　秉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乡民对这三位村童学的教师非常尊重，而他们的言行也在默化潜移着乡民老少。

　　在久山村，由于只有乡童学，没有村童学，则是乡伸、退伍军人的影响力平峙。在灌子滩村，风俗的主导权则牢牢地掌握在两位乡老和一户读过书的地主手里。

　　李道君还指出了这三个地区的宗族势力的大原本乌庄的宗族势力最大。因为它没有历经什么战乱，百姓在旧地居住了上百年，各氏姓宗族开花散枝，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但是这里也是受到“非宗族”力度最大的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展，这个原本属于宗族势力势力最大的地区反而成了最弱的。向。乌庄原本以6姓为主，计有三百六十二户，人口两千一百口。官府在这十几年刚一，丹里。利用成年授地的方强行”从乌庄分出百旨一。人口三百七十八人，又迁入外的外姓七十一户，人口二百六十一人，对乌庄的单姓大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是官府多项政策的导向，尤其是以“科举”政策和国民教育、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政策。原本科举当官可以光宗耀祖，为家人和家族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科举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耗费巨大，往往需要一个大家族支持少数“天才”专心读书，专攻科举，也就是所谓的“教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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