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天由命’。前朝历代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处于官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或者有某种法律或制度可以起到保护小农利益的作用。”

　　“前朝历代，在**高压统治下，各级官吏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征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维护**制度。所以，**下的赋税征收实际上是毫无限制和毫无限度的。前宋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就是征税权毫无限制的结果。”

　　“而我朝新立之后，为了避免前朝历代弊端，轻农赋重商税，因为商税是以间接方式被官府征收，不会与百姓发生直接关系，以减轻前朝历代官府直接面对农户的税收方式带来的危害。可是我们有些官员不明白其中道理，却是倒施逆行，偷逃商税，拟重农赋。”

　　刘浩然话刚说出来，胡惟庸有点坐立不安，但是他依然强支精神，在他看来，自己是胜社的核心骨干，而胜社是皇帝最依仗的力量，所以他认为皇帝陛下还不会重责自己，顶多像以前把自己远迁偏地为官。

　　“其实站在某种立场上，这些官员所作所为没有错，因为从前朝历代而言，自秦建立皇权**政制后，反对以法治国，反对权力分散，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权力，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其一切政治主张几乎都是从皇帝自身及其所领导的最高统治集团的需要出发，维护的是皇帝的的sī利和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

　　“在前朝历代中，整个国家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养活一个职能上越来越不受限制、规模上越来越庞大的官府，这个无限扩张的官府汇集了大量的财富，不管是地主还是商人，他们都只是官府或者是皇室和官员集团的附属而已。因此，对于前朝历代的个人来说，当一名官府官员比从事任何职业都要来得稳妥可靠。于是，百姓便会想尽办法挤入官员的行列，‘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一职数官，一官数职’。文人读书目的是做官，商人经商赚钱是为了捐官，小官钻营取巧是为了做更大的官，众人活着就是为了做官，就必须一生围着官转来转去，由此形成全民xìng的‘官文化’。不管是哪个朝代，官文化一旦形成，是很难再用别的文化取代的，而该朝也会向一条不归路走去。”

　　“为什么？因为民众以至士大夫阶层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也不再拥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人们统统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成为官的奴隶。他们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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