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可她躲开了。”
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安慰母亲:“她是好意,怕连累咱们。”
母亲叹息道:“唉,到底谁连累谁呢……”
那么就是说,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
一个人形空白
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像听说非洲,就像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像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像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母亲艰难地讲着,我惟默默地走路。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的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罩面目难清——“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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