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但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一样不适合眼前的状况。
在后世,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再加上《资本论》、马列这一系列颇为严谨的理论和纲领支持,到令得这种彻底的变革走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在眼下,武朝阔气了两百年,屈辱不过十年,过于激进的手段很容易变成一场无法停止的狂欢,纵然不至于步入方腊的后尘,实际上也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一直是宁毅想要避免的。
而在眼下,华夏军关于“华夏”这一块的提法,要求人们变革自强,拥有自己的权力,捍卫自己的权力,但一时间,也无法被底层民众深刻理解。毕竟在过去的上千年,读书人扛起一切社会责任,苦哈哈们埋头工作就是深入人心的分工方式。令军队“自强”,可以用军法,令民众觉醒却无法强制,因此,“华夏”的提法固然能在小苍河那种艰难时期振奋人心,却很难在和平的西南成为推动一切的核心理念。
那么,在此时的西南,能够成为核心理念的到底是什么?宁毅选择的仍旧是契约精神。
将退役或是负伤的老兵调配到各个村落成为华夏军的代言人,制约各地乡绅的权力,将华夏军在和登三县推行的基本的人权与律法精神写成简单的条例,由这些老兵们监督执行,宁可让执法相对机械化,打击各地为富不仁的情况,也是在这些地方逐渐的争取民心。
而为了令各地乡绅对于老兵的腐化速度不至于太快,不断进行的思想工作便是极为必要的事情。而这种模式,与美国早期的治安官模式,其实也有一定的类似。
从现实层面上来说,华夏军眼下的状况,其实一直都是一支在现代军队理念维持下的军管政府,在女真的威胁与武朝的腐败中,它在一定的时期内依靠战绩与军纪保持了它的强大与高效。但如果在这种高效逐渐回落后——即将近一代华夏军不可避免地要回归到生活中的轮回完成后——如果宁毅所放下的理念,无论是民主、人权、封建还是资本不能落地成型,那么整个华夏军,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的后果。
到如今,宁毅所花费功夫最多的,一是契约精神,二是基本人权。讲契约、有人权,做生意,其实也是在为工业革命、乃至资本主义的第一轮落地做准备。因为无论其它的主义会否成型,格物所推动的工业革命萌芽,对于宁毅而言都是真正触手可及的未来。
而在眼前较短的时期内,令这个治安体系尽量踏实地运作起来,彻底完成对成都平原的掌控,也有着另一轮现实的意义。华夏军在和登三县时约有六万军队,如今近一万去了徐州,五万多人——即便加上一定的民兵——要保证成都平原的统治,也只是堪堪够用。在女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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