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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