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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