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我们回到了江海。
按照安排,车子到市委门口停下,大家然后各自散去,体谅司机师傅的辛苦,不再一一送回家了。
路上,我借用柳月的手机,早已和晴儿通过电话,告知我回到江海的大概时间,而柳月也在路上接了一个电话,却只听见她说:“大概傍晚到吧……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我听了,知道柳月接的电话一定是杨哥的,至于什么不用了,我猜不透。
想想杨哥对柳月的痴情,想想我和柳月的经历,想想我和晴儿,我心里黯然了,默默地叹了口气。
或许,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我无数次这么想,却总是不肯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我内心深处,总是想抗争。
我其实真的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只是,现实在逐渐抹平我的角棱。
理想和现实总是那么的难以重合,现实总是那么的残忍和残酷,总是在我年轻而张扬的内心深处不时狠狠刺上一刀。
在北方春天的暮色中,在晚霞辉映的余晖里,我们抵达市委门口。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市委门口很冷清,几乎没有人,只有站岗的武警拿着没有子弹的步枪站在那里。
以前,市委门口是没有武警站岗的,自从出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上访闹事事件之后,就调来了武警,手握带着雪亮刺刀的钢枪,时刻包围着市委的安全,防备老百姓冲击领导机关。
这年头,干群矛盾在报纸上是越来越和谐,在现实中是越来越远了,这也是现实。
我想起杨哥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任何时候,农民都永远是社会的最底层,都永远是被欺压的对象。
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掌握不到先进生产力的农民,在生产关系中自然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改变自身的地位,只有努力发展经济,让自己富起来。在苏南,在浙江,我从没有听到老百姓上访的事情,他们的思维已经解放了,一心一意去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了,离开土地的束缚了,哪里有闲心去上访呢?同时,他们的政府也在不断转变职能,由主管变为服务引导,出政策,不再一味去收三提五统,苛捐杂税,老百姓自然也没有这么多的独立情绪了。
我这人容易放任自己的思想去联想,一扯就远,再扯就是凑字数,骗银子,不说这个了。
话说回来,老远,我就看见晴儿正扶着自行车把站在那里,穿着一身白色的休闲装,马尾巴一翘一翘,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那个人,是一个中年男人。
那个中年男人,是杨哥。
在杨哥的身后,是他的奥迪专车。
杨哥专程来接柳月了。
看晴儿和杨哥谈话的劲头,两人好像谈的很开心,杨哥的脸上挂着微笑,晴儿则摇头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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