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膨胀成新的“贵族”,瞒着自己在地方割据,便规定了一个“回避制度”。
简单来说,便是官员不能在自己家乡任官。
这就导致了授职之后,官员长期漂泊在外,“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情况,数不胜数。
偏偏流官制度下,由于升贬有序,很多官员放弃了在任职的地方买田置业,乡土观念也让他们大多喜欢在老家搞田庄。
家族、地主靠挂田产,基本也都是在官员老家那边发生的,好处大多基本进了老家人的口袋。
要保障官员个人生活,还得靠朝廷俸禄。
这就使得大明的官员生活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当官的待遇好,能免税,可当个清廉守法的官员,在京在地,那日子却又是紧巴巴的。
如果朝廷拖发工资,更是拮据。
像于文正公在世时,按照免税特权,只收地主豪强靠挂田产后给的保护费,或者只是把田地租出去收粮食,也够全家吃喝了,何至于去世之后清点家产,只有京城一座简陋的二进小院,和几十两的遗产?
连回老家安葬,都得皇帝掏钱,安排专人送行?
在考成法出来后,贪污腐败没以前那般厉害了,清廉的官员也多了不少。
没有额外收入,特权带来的便利没落实到自己手上,只靠乾圣朝以前的工资水平,他们会过上什么日子,懂得都懂。
但还有人不肯松口。
“唉,真是执迷不悟。”
李贤又是一声叹息。
“景泰朝和乾圣元年的旧例,竟然就忘到脑后了!”
他甩袖而去,不再掺和进其中。
政令之初,李贤也是在服无不服之间摇摆。
他被人评价为有“宰相之才”,脑子自然是清醒的,也明白以国家之重,不可掺杂私欲。
只是背后各种利益纠葛,让他无法像直肠子的王竑一样,当即站队支持皇帝。
昨天跟着皇帝看了一天报告,又让人统计了各方发言,李贤别的不说,却是把心中迷雾给看开了——
纵使反对又如何?
他今年已然六十,随驾陕西之时便生过一场病,此后便觉得手脚颇为无力,于政务力不从心,可见天不假年,寿数有定。
而皇帝才二十岁。
他们之间差了四十年,两代人。
如果乾圣天子决心要推动官绅一体纳粮,那是谁也挡不住的。
顶多一时阻碍,光阴过后,皇帝就能把他们这些老顽固一脚踢开。
他是没有时间和皇帝作对的。
而且对“公平”一事心知肚明,李贤也不忍昧着良心说这是暴政、苛政。
他思来想去,最后竟然回忆起了于谦。
如果此人在世,估计会对天子此法举双手双脚赞同,然后宁可背负骂名,也得帮皇帝把政策推行下去。
“于廷益啊于廷益,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也许是老来难眠,半夜李贤披着外袍在院子里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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