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这个时候日本人派罗振玉来说服他去东北,并表示将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包括蒙古、东三省在内的“满蒙共和国”。这样,清朝余脉得到保存。因此日本人怂恿他去满洲发祥地当皇帝,他在心里是十分乐意的。
因为日本人说,如此他不去,他们将扶持和他同父所生的皇弟溥伟为皇帝。当然,为了给他壮胆,日本人还告诉他:“很快将发生一场大变故,届时民国政|府的威胁将不复存在。至于那个少帅,他自身都难保!”
看来,日本人对张汉卿与婉容的事是很了解的,也了解溥仪内心对张汉卿的痛恨程度。
但是他身边不乏聪明人,他的老师陈宝琛就是一个。
陈对日本人立傀儡的用意十分明了。所谓君辱臣死,61岁的陈宝琛在溥仪退下龙廷后一直伴随着他,仍在后宫担任“帝师”。
在授业的同时,陈宝琛经常孜孜不倦的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静观其变”的复辟思想,希望溥仪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皇清大业”、“重登九五”宝座。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作为第一亲信,溥仪向他咨询。陈宝琛说:“这是诡计,万万使不得!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
国难有忠臣,可是国难历来奸臣居多。对于能够让溥仪重登帝位,不少宵小上窜下跳,争相想做从龙之臣,这里面郑孝胥是杰出的代表。这位正史上伪满洲国的首辅大臣,不遗作力地劝说溥仪。
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他曾在最初提出虚君立宪的动机,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作为清朝遗老,在他心中,挽救了中国,大清的生命自然也得到了延续。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郑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法制问题。
然而,清朝遗老开明的态度和改变的热情,因为辛亥革命而熄灭。尽管在现代化观念的惯性之下,郑孝胥曾承认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从相反方向带来的压力。最终,他决定听从“忠”的引导,做清朝的遗老。
孟森曾写信劝他“无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却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在收到信的次日,郑孝胥以《哀沈瀛》一诗,再次表明他的心情。两天后,他深夜起床,抄写《伯夷列传》。
在革命之后,郑孝胥痛定思痛,下结论说:“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
并以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认为:“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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