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多了怕把人逼死了,少了那是正常的,国家损失了。
所以在商税问题上,往往依托的是各地口岸,比如码头,比如城门,有多少财货进出城门,然后由收税的官员决定收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官员真的知道别人这一车货物值多少钱吗?官员真的知道这一车货物能赚多少钱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官员,是否太容易在其中牟利了?比如一车货本来应该交十贯钱的税收,最后官员拿了五贯钱,国家拿了一贯钱,商人少出了四贯。甚至许多商人都不用交钱,把官员打点好了,货物就自由进出了。
还有服务行业的税收问题,那就更简单粗暴了,比如樊楼一年交了多少税?那完全就是关系打点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樊楼一年赚了多少钱?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万贯的钱,这些钱,国家几乎都收不到税收。
这就是为何大宋朝社会氛围如此宽松,商业如此发达,但是商税从来都是朝廷收入极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甘奇很是认真的想了这个问题,引入了一个东西,叫作税务发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汴梁城,必然能带来无数的税收。
因为汴梁城,本身就是一个为读书人,为官员阶层服务的城市。
推行税务发票,只要推行一个制度就行了。那就是所有的衙门,所有的官员,吏差,只要报销公款,都要有朝廷的税务发票,才能从衙门里拿到钱。
税务部门,只需要依据每个商家开出去了多少发票,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收,整个汴梁城的商税,必然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仅仅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池,就能收到不可想想象的商税。因为这座城池,从上至下,都依托朝廷财政。官员领回来俸禄,养活家中老小以及下人,官员的家眷与下人,拿着钱出去消费,养活着酒店布店香料,一层一层的消费,又养活着无数的贩夫走卒。官员俸禄,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的福利,这些福利也可以变成直接发钱,原来发布,现在不发了,发钱,你去买布,再拿着发票来报销。
官员俸禄只是其一,本身每个衙门都有各种支出,买粮也好,置办兵器也好,买笔墨纸砚也好,衙差的公服,衙差办事办案的用度,甚至公款的吃喝用度……
这就是汴梁城基本的经济生态。
只要加入了发票这个东西,所有衙门开支,皆要发票,度支衙门给其他衙门拨钱,也要发票来核对。
发票就很容易推广起来。朝廷甚至可以不用再让官员在城门口收钱,也不用管商家们赚了多少钱,朝廷只需要在每一笔交易中收取合理的税收。朝廷的基本商税,也就拿住了。
以后还可以再扩展发票的用处,比如有发票,才能形成商业纠纷,衙门才会受理这个商业纠纷。比如还可以把发票与彩票结合起来,发票是可以中巨奖的。比如交税越多的商家,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子孙考官学上可以优先录取?
如此种种……
当然,也还有发票造假的事情,这就得用上各种防范手段了。不过,这也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税务衙门多多巡查之类的手段可以控制一下。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甘奇的认知中,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方案。
开源之事,甘奇论了很多,还有很多没有说出来。节流之事,甘奇想了一想,并未多谈,真要多谈起来,甘奇怕自己今年考不上这个进士。有一些东西,得到时机成熟,得权柄在握。
洋洋洒洒万言之书,考试时间是足够的,就怕考生写不出来。
甘奇写得出来,写得很放松,也很顺利,甚至还有爽快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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