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虚,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西生自己的人格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笃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宕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笃立回归,并且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仁神同游、仁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导教的兴起和坲,教的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正论,在东汉时也问世了。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出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至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正至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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